古人有三桩事是最重要的，即所谓的“三立”：立德、立功、立言。立言就是讲话和做文章 ，有名的讲话记录下来，即是语录，从广义的角度，也可以算做文章，归根结底，立言就是做文章。“文章经国之大事”，是谁也马虎不得的。将文章提到这个高度，即使那些看破官 场险恶而隐居在野的人，也不敢漠视它的作用，有的更将着书立说作为一生追求的事业。士之患在身灭而名不彰。要想使声名彰明显着，不外乎两种途径，一是他人代己立传，一是自 己替自己宣传。自己替自己宣传，也有两种办法，一是写文章吹嘘自己，一是写彪炳的千秋的文章。前者不易为人承认，牛皮易吹破，做的是无用功；而后者则是所有读书人所梦寐 以求的。所谓名山事业，使多少人为之而献身；今人的着书立说带有很强的功利性质。做学问只要敷衍得过，东抄西摘，七拼八凑，不久便能着作等身，以之夸耀同列，博一个学问广 大 的名声，至于其中的货色是好是坏，谁也不去注意，于是作者便俨然以大学问家自居，顺带的可以招博士生，博士后，去指导更年轻的人去了。古人将学问、文章当作崇尚的事业，其 执着认真的态度是今人难以企及的。即如做学问、写文章前的基本功夫——读书学习，也不易 为今人所达到。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说的是学习的快乐。荀子的《劝学》 ，颂扬的是锲而不舍、循序渐进的学风。明代东林党人顾宪成的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将读书当作赏心乐事来欣赏，其中滋味，又断非 一般浅人所可知。明代华亭人陈继儒作的《读十六观》，是谈读书的好文章，其中有云：“ 倪文节公云：‘ 松声、涧声、山禽声、夜虫声、鹤声、琴声、棋子落声、雨滴阶声、雪洒窗声、煎茶声，皆 声 之至清者也，而读书声为最。闻他人读书声已极喜，更闻子弟读书声则喜不可胜言者矣。’ 又去：‘天下之事，利害常相半。有全利而无少害者，惟书不问贵贱贫富老少，观书一卷则 有一卷之益，观书一日则有一日益，故有全利无少害也。’读书者当作此观。”虽时移世易，此种心迹，于当今之世，虽不可说绝对没有，但确实远较古代为少。市场经济时代，大家 只求温饱、奔小康，读书作人的事是很少顾及到的了，更谈不到以纯审美的方式去读书、做学问与文章。如上所引诸多古人可谓书痴，做人做到痴，读书读到痴，其卓绝与快乐之处又 岂是常人所意想得到!
作文、读书的行为本身其实本无美恶好丑可言，即如藏之名山的文章与东拉西扯的文章其行 为的性质都是一样：都是在做文章；读书人读书，有的读儒家的四书五经，有的则读内家经典，内容不一，而性质则同：都是在读书。只是读书人自己不加分别则可，却万不可不在乎 他人的分别之心，否要惹祸生，比如文革中古代的书都禁止人看，谓之四旧，即如现在，也有不让人看的古书，如《金瓶梅》之类。这都是内容不“健康”的缘故，怕人看了照着书做 起来，毒害自身乃至妨碍他人甚至国家。古代也有许多不让人读看的书，清代就有不少禁毁的书籍。至于做文章，内容是更须看重的，稍一不慎，也许就有抄家灭族之祸，那真是“闭 门 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读书人岂得不戒惧儆惕!所以从古到今，读书作文都是雅人的事业或游戏、子弟上进的工具，并可以上长为仕途荣升的利器，但内容的选择却是严肃的、严格 的，甚至是严峻的。它可以趋利，也可以招祸，唯一的远祸办法即是：不触时忤。至于读书、做文章的目标是什么，当官罢，经商罢，做学问罢，或做书痴罢，都可以由他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