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是指国家进行统治和社会管理的机关，是国家表示意志、发布命令和处理事务的机关，实际上是国家代理组织和官吏的总称。以下是小编整理的以“政府绩效与公众信任”为主题撰写一篇小论文【汇编六篇】，欢迎阅读与收藏。
以“政府绩效与公众信任”为主题撰写一篇小论文1
02任务001
试卷总分：100 测试总分：0
一、作品题（共 1 道试题，共 100 分。）
以“行为主义行政学”为主题，撰写一篇小论文。
说明：学习完教材第7章至第13章之后完成本次任务。形式：小论文。要求：1．自拟题目。2．任选角度和方向进行阐述。3．论述需要理论联系实际，进行举例论证。4．不得抄袭，如需引用或借鉴他人成果，请用尾注标明。5．字数不得少于1000字。
试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对行政学的影响
摘要：科学主义和人为主义作为两种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排斥的思想，影响了包括行政学在内的很多学科的研究。因此本文主要通过对行政学与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关系研究，分析两者对行政学的影响，希望能够推动我国相关学科的构建工作。
关键词：科学主义；人文主义；行政学；方法论；影响
一、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对行政学的影响
行政学的创始人是美国的威尔逊总统。由于美国是一个科学主义较为浓厚的科学主义传统，在1887年其发表的《行政学研究》中，就是将科学主义哲学应用其中，随着科学主义的应用，使行政学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充斥着浓厚的科学主义色彩。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行政学的研究也一直坚持以科学主义为主要研究对象。
直到上世纪70年代公共行政学的兴起，人文主义思潮开始融入到行政学研究之中，科学主义和行政主义的融合倾向也越来越明显，行政学的研究呈现出一种人文主义的特点，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研究总体上呈现出一种此消彼长的发展历程。随着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等研究方法的应用，行政学呈现出一种多元化趋势，具有人文主义特点的形成研究也逐步兴起，例如行政伦理学、行政哲学等研究，也是未来一段时间内行政学研究的重点问题。
二、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整合背景下的中国行政学发展情况
国内的行政学研究开始于改革开放之后，到目前阶段，无论在学科建设还是师资队伍建设，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我国的行政学研究始终存在对技术研究过多、对价值研究较少、研究状态尚浅等问题，对于公平、效率、公正的价值地位依然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未能将行政价值作为一个完善的系统环节进行分析[1]。
我国对于行政学研究的缺陷，归根到底是研究者缺乏对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精神的运用，由于缺乏浓厚的科学主义精神，导致行政学研究很难研究的比较深入，对获取一手资料的难度有所增加；由于缺乏浓厚的人为主义精神，导致整个研究只是停留在一些表面上，更无法对人的需求和意识等非理性因素的研究。
结束语
对于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对行政学的影响，首先要求充分重视非理性因素的影响，通过对直觉、无意识等内容对行政行为的影响，对整个思维模式进行分析构建出行政学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对于非理性因素的分析，不仅能够保证行政学符合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内在需求，同时能够为行政学研究开辟新的研究思路。
参考文献：
[1] 魏建国.法英两国法治现代化差异的思想根据——以科学主义、人文主义为视角的分析[J].学习与探索,2010,(6):83-86.
以“政府绩效与公众信任”为主题撰写一篇小论文2
政府绩效与公众信任 高绩效政府的创建和公信力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高绩效政府是政府形象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良好的政府形象无疑是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法宝。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政府公信力的提升有赖于高绩效政府的创建。同时,政府公信力又是高绩效政府创建过程中的一股活力因素,公众对政府的支持和信任可以减少高绩效政府创建过程中的阻力,产生一种休戚与共、荣辱相依的情感。 一、高绩效政府是政府形象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政府形象是一种社会资本是政府本身的一项重要资源,对提升政府公信力大有裨益。政府形象建设归根结底是要获得公众的满意和认可。一般来说,廉洁高效、公开透明、责任回应、务实创新等良好的政府形象构成了政府权威的合法性基础,是政府有效运行不可缺少的条件,能够降低政府运行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其强大的凝聚力能够培育出公众对政府的认同感和信任感。良好的政府形象是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法宝,任何增进政府形象的行为都是建立信任的捷径。“像凯迪拉克一样好”和“像存在银行里的钱一样安全”这样的信誉都是靠多年的努力才得以建立的,无懈可击的信誉减少了建立信任的时间。“信任的原始基础是熟悉的特征的过去的记录。因此识别与记忆的能力成为这一机制的生理支点。但是仅凭这一生理上的能力还远远不够。“为了给信任找到参照我们需要在识别和记忆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媒介它就是声誉。”[1]如果政府向公众展示了优良的形象,使得公众抱有“像政府一样高绩效”或“像政府一样为公众服务”等等看法,那就表明公众对政府已具备较高信任关系了,而这正是我们致力于追求的目标。 政府形象是公众对政府言行形成的印象、评价和信念的总称,是公众对政府整体素质、执政能力和施政业绩等方面的一种主观评价。政府形象的根本依据取决于政府的实际表现, 即“施政业绩”,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政府绩效。“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中,公民对政府的合法性认同及其引起的信任与支持,主要基于三个来源: 一是对产生公共管理的国家主权的信念;二是对政府公共管理效能的信任;三是对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预期。[2]这里所说的第二个来源“政府公共管理效能”指的就是政府绩效。 政府绩效是一个包含经济、效率、效益以及社会公平等因素的综合性范畴。高绩效政府是指政府在履行行政职责的过程中,在注重社会公平的基础上,能够积极回应公众要求,追求公众满意,以相同或更少的资源获得公共产出的最大化。[3]高绩效政府能实现高效率和高效益,关注公平的价值,能满足公众期待,使公众的满意度和忠诚度得以提高,是政府形象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以建立高绩效政府为目标的行政改革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效,高绩效政府的创建已成为现代政府的一个必然选择。 目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共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政府必须强调政府的总体绩效,力争创建高绩效政府。我国政府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政府服务的质量取决于其工作绩效。如果政府的工作是高绩效的,它就能胜任自己的责职, 从而在公众中树立起威信,使公众心悦诚服地拥护政府、信任政府。 二、赢取公众信任有赖于高绩效政府的创建 取得公众信任有赖于高绩效政府的创建,政府的管理重塑高绩效形象是公众对政府信任投入的重要源泉。如果政府树立了高绩效形象,自己的责任感也会增强,在公众中就有了威信和号召力,容易得到公众的信任与支持,公众愿意与政府达成更多的一致,政府的政策易于得到理解,政府的目标也能顺利地贯彻与执行。公众在内心形成政府的高绩效形象,就会在遇到困难时首先向政府求助,在陷入危机状态时团结到政府周围,在面临挑战时和政府齐心协力。1·高绩效政府是一个公众满意度高的政府 可以说,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现代政府治理的实质精神就是必须为公众服务,对公众负责,并时刻关注公众利益的平衡和实现。而且,现代政府所面临的竞争性生存环境也要求政府必须密切关注公众满意度,并随时调整自己的服务来满足公众的需求。这就意味着现代政府必须以公众满意度作为衡量和评价政府绩效的一个重要指标。 公众满意度是公众对政府工作满意程度的一种心理状态,高绩效的政府应该是具有较高公众满意度的政府。以公众满意度为导向来评价政府绩效是构建现代高绩效政府的必然要求。因为,以“公众本位”替代“政府本位”已经是一种大势所趋,高绩效政府必将始终以公众满意作为其行为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执政为民”是当前创建高绩效政府的思想基础。当然,政府肩负着社会整体规划和长远发展的重任,它也不能仅仅为了公众的满意而只顾公众眼前的、直接的、经济的利益。 2·高绩效政府是一个有限而强大的政府 高绩效政府是一个有限政府。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我国政府的功能不再是无所不为的全能型管理,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有限型管理与服务。政府与市场或社会各司其职,有限政府的职能主要在于经济调控、市场监管、弥补市场失灵和提供公共服务。有限政府的高绩效可以从适度的政府规模、科学的政府职能范围、精明强干的政府机构人员等方面加以衡量。但有限政府并不是弱政府或低效政府的代名词。恰好相反,追求政府的有限性是期望利用政府的能力以低成本来满足公众的需求。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推行各项改革政策。高绩效政府体现了政府强大的能力,“一个政府的合法 性取决于一个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了社会存在的问题,即政府能力。”[4] 一个强大而有能力的政府具有良好的战略管理能力、行政执行能力和自我监督能力, 能够保证政府运行的效率及处理关键性问题的速度。如果政府在维护和促进公众利益、提供优质服务、解决公众的实际问题方面表现出了强大的能力,自然能赢得公众更高的信任。 政府要以现代的公正理念作为政策的基本立足点,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促进和社会的发展,获得公众的认同和支持;保持较高的社会治理能力,转变政府职能,创建高绩效政府, 与社会的发展保持同步运行;政府除了有权力有能力通过政策的制订及自身的转型实现强的目的外,在实现过程中还要确保自己运行方式的合理性,避免以目的的正当性论证行为的合理性。 3·高绩效政府是一个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理念是与高绩效政府关联最为紧密的一个维度。根据社会契约理论,政府是因为社会的需要和满足公众利益的要求而存在的,其最根本的职能就是服务职能。服务型政府的实质就是为人民服务,追求的是公共利益的实现,以公众利益为中心,以公众满意度作为衡量自身绩效的标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是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在这一基本理念的指导下,政府势必要转变全能政府的观念,变无限责任政府为有限责任政府,实现高绩效政府的目标。完善政府公共服务是转型期政府形象建设的基本立足点。高绩效政府应当能够合理地考虑在成本与效率和公平之间保持平衡,并且应当能够服务于当前和未来的社会需求。在转型期,政府应为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服务。政府必须突破本位主义,不为局部与眼前利益所动,谋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步发展,维系整个社会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发展,尽可能消解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各种矛盾,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双轮驱动。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公众持久的支持和信任。 三、创建高绩效政府的思考 作为一种全新的政府治理理念,高绩效政府强调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注重责任,将公平置于重要的位置,是对服务型政府、有限型政府、责任型政府、公平型政府等治理理念的综合与深化。首先,高绩效政府的创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政府百折不挠的努力。即使在面对众多批评,甚至在政府努力为社会公众服务却仍得不到公众的认同或赏识时,也要坚定创建高绩效政府的决心和信心。高绩效政府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善于抓住改革时机的政府。高绩效府应富有创新意识和灵活性,具有采取行动的倾向性,能够预测未来趋势并做出相应的组织战略调整。创建高绩效政府不仅要对政府的工作方法和组织结构进行改革,还需对政府的服务对象、组织文化以及管理系统进行全面的改造,引入现代系统科学方法进行宏观上的整体设计。 政府确立明确的改革目标,并脚踏实地开展工作,都会激发起创建高绩效政府的热情,政府的这种热情对于提升公信力无疑是一支强心剂。其次,高绩效政府的创建有赖于政府对信誉的重视,也就是政府对其高绩效形象的维系。 要促使政府有维护自身信誉的主动性,必须具备一定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建立激励和约束机制的根本措施在于使信誉保持较高的价值,信誉低会受到较高惩罚或损失,信誉高则可获取高收益。高绩效政府需要引入风险激励机制,创造一种紧张气氛,在容忍平庸的环境中注入一种重 视优异表现的精神。选择一个能引起公众关注的外在威胁或外部竞争对手,使公众意识到为达成共同目标须与政府保持一致性,使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在外在威胁或竞争对手面前消失。可以说,高绩效政府的创建尤其体现在政府的危机处理能力上。政府在危机中的一举一动都会被迅速放大,并被公众纳入评价的范畴,当然,危机状态下也极容易产生更高程度的不信任感。虽然危机公关能力是增强政府高绩效形象的重要途径,但是要让公众在政府面临困境或失败时仍保持较高水平的信任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最好还是让政府少处于危机之中。再次,高绩效政府的创建需要重视领导艺术,领导人必须值得公众信任的方式行事。领导艺术在激发高绩效政府创建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领导人必须具备在特定历史时期所需要的特殊才能,有能力面对转型时期的各种挑战。如果领导人没有能力、言行不一、不关心公众,则非常容易毁掉信任。高绩效政府的创建需要领导人的支持和促进,只有领导人认识到创建高绩效政府的重要性,才可能不断促进建设。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人的魅力可以对公众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促进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即使公众对政府施政的一些具体方式存在异议,即使政府遇到一些危机,公众也能与领导人所代表的政府同呼吸、共命运。最后,高绩效政府的创建是一个共同参与的过程,每个人都能为这个过程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事实上,在组织的任何层次上都可以做出高绩效改革的决定。你不必一定是最高行政官或民选官员才能有效地改革。显而易见,管理部门会有更大的权力和资源来指导改革。但是中层管理人员或一线雇员同样可以做很多事情。虽然在等级制中职位影响着控制范围的大小,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在他或她自己的控制范围内提高绩效。”高绩效政府应积极主动地扩大政府决策的公众参与程度,以公众意愿作为第一价值取向,并建立公众参与决策的渠道、规则和程序。通过让各方广泛参与评价政府绩效,建构起立体的、综合的政府绩效评价机制,让服务对象监督、评判政府和公务员的工作。这种促进参与的高绩效政府的创建过程,使得公众更能以一种积极的姿态投入其中,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对政府的支持和信任。 [参考文献] [1]郑也夫·信任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108. [2]林兴初，构建面向现代化的政府形象[J]·行政与法, 2005(8. [3]刘华涛，论高绩效政府[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 2006(1. [3]LiuHuatao·Discussion ofHigh-performanceGovernment.School ofAviation and IndustryManagement ofZhengzhou Transaction,2006(1. [4]许文惠,张成福·危机状态下的政府管理[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5][美]马克·G·波波维奇·创建高绩效政府组织[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5771001803090012095 579036822859633082 5771001803090012386 576137399735760696 5771001803090013594 578077579902515512 5771001803090012387 577164982601818051 5771001803090012138 572131192158918326 5771001803090012359 579036822361076053 5771001803090012356 576135286143791742 5771001803090012355 575087869704693279 17088100343355274 101229944325833379 17088100343355275 101866732938832008 17088100343356107 101581152501500522 17088100343356108 101000180059871732 17088100343354295 101074194142687017 17088100343356184 101878660869628802 17088100343356185 101775831174086674 17088100343356109 101086014373572846 17088100343356110 101152207216014916 17088100343355237 101027041605702709 17088100343355238 101229364861425414 17088100343356169 101862204402635718 17088100343354928 101760654089788804
以“政府绩效与公众信任”为主题撰写一篇小论文3
1.
运用企业家政府理论，以“政府的本质”为主题，撰写一篇小论文。
说明：学习完教材第19章至结语之后完成本次任务。形式：小论文。要求：1．自拟题目。2．综合选取多种行政学的前沿理论和最新成果。3．能够理论联系实际进行分析与论证。4．不得抄袭，如需引用或借鉴他人成果，请用尾注标明。5．字数不得少于12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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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活动与国家本质保持一致性研究
摘要：作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一部分，政府活动与国家本质保持一致是基本原理之一。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关于这一部分的理论原理用于理清国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给政府活动能与国家本质保持高度一致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政府活动；国家本质；一致性；企业家政府理论。
国家授予政府行使职权的权力，政府作为国家意志的执行者和国家本质的体现者，所作的一切决定和开展的一切活动都要以国家意志和利益为前提，不能脱离国家而独立行使权力，给国家利益带来损害。但是，政府作为独立的个体，有时难免会因为个别政府官员或职员因为某些原因造成政府与国家分离，政府行使职权与国家利益背道而驰，因此，国家对于政府的管理师重中之重。
1.国家和政府的本质
从产生上看，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从本质上看，国家是经济上占据统治地位的借记进行阶级统治的政治权力机关，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阶级性是国家的本质属性。
而政府是一个国家的统治机构，是为维护和实现特定的公共利益、按照区域划分原则组织起来的、以暴力为后盾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组织。阶级性是政府根本属性，有政治、经济、文化和公共服务职能，进行管理和服务。
从本质上看，政府和国家的本质属性既又一致性，政府对国家也有从属性。政府与国家的产生时间是一致的，都是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执行的是国家意志，形式国家赋予的权力，因此，一切活动都要体现国家的本质要求。
2.从企业家政府理论探索政府本质
所谓企业家政府理论，是指用企业在经营中所追求的讲效率、重质量、善待消费者和力求完美服务的精神，以及企业中广泛运用的科学管理方法，来改革和创新政府管理方式，使政府更有效率和活力。它并不是要把政府作为企业来运作。从这一理论来看，企业家的高效、科学管理和运营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政府行政效率和能力的提高，作为政府部门，政府的高效科学管理，也能促进国家意志和国家本质的实现，以政府的表现方式行使好国家赋予的职权。在某种程度上，国家与政府的关系和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具有类似性，政府的决策和管理制度会对企业的发展经营模式有所影响，制度健全、政策扶持，就能促进企业的良好发展，企业自身创新管理模式，实现高效发展也会促进政府行政能力的提升；而国家对于政府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政府职权的规范是实现高能政府的保证，政府在与国家本质保持一致的前提下，进行改革创新，发挥所长，也能为国家赚取更多的利益，实现国家更好的发展。
总体说来，政府与国家相互依存又相辅相成，只有保持本质的一致性，才能实现政府与国家的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进步。
小结：政府与国家是两个不能分割的独立整体，作为国家意志的执行者和国家本质的体现者，政府的一切活动要以国家为前提，在遵循国家本质和利益的基础上，行使政府职能，进行改革创新，不断为推进国家更好更快发展而努力。
参考文献：
[1]张丽曼.政府活动必须与国家本质保持一致性——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一个基本原理[J].社会科学研究,2012,03:1-5.
以“政府绩效与公众信任”为主题撰写一篇小论文4
论公共服务与政府职能转变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逐步建立和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善、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为此，在推动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应注重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谐社会的高度，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公共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切实提高公共服务的有效性，把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要求落到实处。 充分认识公共服务的极端重要性 完善的公共服务既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政府的核心职能之一；经济社会越发展，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性就越突出。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国泰民安、社会和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公共服务的有效性。 公共服务与人民群众当前和未来利益密切相关。对公共服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阐述社会产品的分配时指出，“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一开始就会显著地增加，并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长。”《共产党宣言》也提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这意味着，兼顾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和未来发展需要，是共产党在革命斗争和经济社会建设中肩负的天然职责。在取得执政地位后的经济社会建设时期，不断加强与改善公共服务是执政党及其领导的政府的重要职责，是把人民群众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结合的持续过程，是实现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着力点。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并没有忽视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科技等公共服务建设，特别是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保证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和良好的社会秩序”，“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深化企业和事业单位改革，保持社会稳定，顺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大意义”，首次在党的重要文件中明确提出加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及其重要作用。
进入新世纪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党中央对加强和改善公共服务职能作了更为明确和深刻的阐述，对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认识和相应改革部署逐步走向系统化。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加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改善生活环境”。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首次将“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升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要体制保障的高度。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细化了对政府公共服务的要求，提出，“各级政府要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建立健全与城镇化健康发展相适应的财税、征地、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等制度”，“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健全扶持机制，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加大国家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强化政府促进就业的公共服务职能。”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着眼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一步强调“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要求“创新公共服务体制，改进公共服务方式，加强公共设施建设”，“按照转变职能、权责一致、强化服务、改进管理、提高效能的要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优化机构设置，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以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优化公共资源配置……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明确提出将“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有较大提高”作为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之一。2007年，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并将基本公共服务高度凝练为“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一系列重要论述，在强调公共服务重要性的同时，也指出了转变政府职能的必要性，公共服务的加强与改善和政府职能转变密切相关。 2010年，我国人均GDP将超越40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各项经济社会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全球经验显示，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进入这一阶段后都陷入了长期经济停滞和社会动荡。今后几年我国也将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艰巨任务，客观上亟需政府以高效的公共服务供给，有效调节更趋复杂和多样化的社会利益关系，为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从理论和实践经历看，完善高效的公共服务既是社会成功转型的重要标志，又是深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和公共服务体系创新的重要着力点。
深刻反思公共服务不足的政府根源 近年来，我国在增强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改革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特别是一些基层政府通过制度创新推动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公共服务和行政效能，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是必须看到，与人民群众的需求，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相比，政府公共服务有效性仍存在明显的不适应。我国公共服务效率和效能的失缺，凸显了政府职能转变的滞后，需要在进一步深化改革中重点解决。 缺位的政府职能，导致了公共服务“度”的失衡。公共服务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具有普惠性和正外部性等基本属性，不能任意或过度市场化。因此，需要各级政府通过加强公共服务供应，减弱外部效应导致的公共服务短缺问题。然而，在现实工作中，一些地方和部门抱着“甩包袱”的心态，试图通过全面市场化来解决公共服务问题，结果反而进一步恶化了公共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加剧了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养老难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如1993年党中央、国务院就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提出，要“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本世纪末达到4%”，但迄今为止，“4%”的政策目标尚未实现，导致优质教育资源极度稀缺和配置不平衡；1998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明确提出，要“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但在具体实施中过度强调商品房建设、忽视了对中低收入无房户群体保障体系的建立，导致保障性住房严重缺失。此外，国际比较显示，人均GDP在3000―6000美元的国家，医疗卫生、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平均为54%，我国2008年只有29.7%，公共服务投入长期处于弱势地位，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养老难等成为严重影响社会公众享受必需公共服务的突出症结之一。 交叉的政府职能，导致公共服务的资源重置。不同部门的职能重叠、交叉，在当前一些层级的政府运行中问题突出。这在表面上看是“各抓共管”，实际上却经常在工作中各自为政，缺乏协调，容易导致公共服务效率的低下及公共服务资源的重置，造成有限资源的不必要浪费。一方面，政府职能划分界定不清晰，互相交叉或重叠，既可能导致对群众急需的公共服务相互推诿责任而无人提供，也可能导致不同层级政府、不同部门重复提供同一项公共服务。以“新农合”和城市医保管理体制为例，目前大多由卫生部门和劳动保障部门分别管理，实行两套经办机构、两套人马、两套信息管理系统，是公共资源重置的典型表现。此外，由于信息系统互不兼容，无法准确反映参保信息，各地“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存在不同程度的重复参保问题，不利于对群众利益的保护。另一方面，由于部门间人为分割公共服务对象，“作坊式”的操作导致统筹范围偏小、服务层级偏低，可能影响某些公共服务的可持续性。在这方面，1991年启动的“老农保”最终无疾而终就是前车之鉴。 膨胀的政府职能，导致公共服务效率低下。当前我国存在的公共服务短缺、效率低下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一些地方和部门仍然坚持“全能政府”的思维定式，忽视投入产出效益原则，固守计划经济大包大揽的管理服务模式，未能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提供的积极性有关。如在近年来的“新农合”、“新医改”、“新农保”等制度逐步实施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承担了大量本可以由社会力量承担的职能，出现了政府人员机构膨胀、管理效率低下、制度运行成本较高等问题，造成一些地方公共服务推进缓慢。再如，在“湛江模式”调研中，省政府有关部门虽然总体上认可湛江市的创新型做法，但也有一些观点认为，社会保障工作是政府的事，应由政府主导和具体实施，政府有多少财力做多少事，不必重视社会资源的引入；基本医疗保障管理和服务应由政府统一承担，政府提供的管理和服务是不需要付费的，引入商业机构参与是需要付出费用的，等等。这是某些职能部门公共服务提供思维和理念落后的具体例证，映射了公共服务有效性不足的认识根源。 缺乏有效监督的政府职能，导致公共服务不规范。目前，公共服务提供存在不同程度的管办不分、自管自监的问题，政府职能部门既进行社会管理，又直接经办社会事业。由于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约束和制衡，在自利性驱动下，容易导致公共服务提供机构的利益集团化、刚性化，偏离执政为民的宗旨。如教育乱收费、药品高额回扣等问题在中央三令五申下仍屡禁不止，很大程度上就是有关部门“管、办、监”一体化、部门利益羁绊导致监管不力的结果。据吴敬琏教授研究，自2003年以来，各级政府用行政手段加强“宏观调控”逐步成为一个趋势，实际上加强了本已开始弱化的审批制度，扩大了寻租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些不合理的“自授权”审批和收费项目，导致了公共服务不规范，偏离了公共服务的既定目标，扭曲了公共服务的初衷。 反思这些现象和问题，固然有经济欠发达、市场发育不够、法律不健全等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体制因素，集中反映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的弊端，凸显了改革进入新的阶段后，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提升公共服务效率和效能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战略思考 当前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是：正是由于一些行政部门在职能转变和理念上存在认识差异，政府职能转变相对滞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有效性未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求同步提升。因此，亟需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谐社会的高度，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凝聚共识，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增强公共服务有效性。 加快职能转变，增强政府自我变革的意识和责任，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关键切入点和增强公共服务有效性的制度保障。行政管理作为执政的具体表现，是联系党、政府和群众之间的纽带，更是加强执政能力的重要切入点和增强公共服务的核心载体。在当前社会矛盾日益趋向复杂，要在维护社会稳定和长远利益大局下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能否树立自上而下的自我变革意识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进程、方向和成效。因此，必须顺应社会各方面的期盼和要求，加强政府自我变革的意识，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创造制度保障。十七大报告指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小平同志也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从根本上讲，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就是要建立政府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机制，实现政府对自身权力的主动约束，从而在制度上保证政府职能的转变，为切实加强公共服务创造更好的制度基础。 加快职能转变，推动公共服务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是改善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对政府转变职能、增强公共服务均提出了明确要求。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持续增强，迫切需要创新公共服务体制、增强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但受限于传统行政管理理念，长期以来我国公共服务由国家包办，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单一，公共服务供给不足、质量偏低、水平不均、效率低下，公共服务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脱节。2003年的非典、2008年的南方雨雪冰冻灾害，都在不同程度上显示了经济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不到位的矛盾。另据统计，我国已进入突发公共事件的多发期和高发期，如2004年、2005年分别发生了561万起和540万起。当前，在社会关系日趋复杂、人民内部矛盾日趋多样化的现实条件下，只有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形成公共服务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的格局，才能有效化解新的社会矛盾，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才能更好地解决民生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才能逐步改善党群关系和政府形象，建设人民满意政府。
加快职能转变，推动政府部门整合自身资源和社会资源，是提高社会调控能力和公共服务有效性的一个重要手段。2005年2月，胡锦涛同志指出，“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完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改善公共服务质量，提高依法管理社会的能力和水平……形成对全社会进行有效覆盖和全面管理的体系”。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更新管理理念，创新管理方式，拓宽服务领域……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 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责任，构建公共服务体系是政府转变职能的重要方面。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通过职能转变和政策引导，注重激发社会活力，充分挖掘政府自身资源的潜能，带动社会资源共同参与，构建多层次、多样化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是政府提高公共服务有效性的重要手段。这就需要对公共服务进行归类引导，对那些市场机制不能发挥作用的公共服务领域，对确保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的内容，如失业救济、养老、基本医疗等社会保障领域，应由政府承担主导责任，但服务和管理的具体提供方式可以多样化。根据国际上的做法和经验，公共服务可以通过政策引导，采取政府购买、特许经营、委托代理、服务外包等形式，由企业、行业组织、民间组织或社会中介机构按照适度商业运营原则提供，以最大程度增加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覆盖面。 加快职能转变，促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发展方式转变整体联动，是提升公共服务有效性、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并将发展方式转变确定为“十二五”期间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主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固然源于经济领域，但也要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做出必要的联动。而行政管理体制正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和关键切入点，也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环节。因此，要注重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整体联动，消除妨碍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实现政治体制改革促进经济社会发展。2005年12月20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通过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机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成为经济社会领域面临的一场深刻变革。调结构、转方式，不可避免地要付出失业等一定的社会代价，这就对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提出了更为紧迫的要求。只有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调结构、转方式整体联动，着重提升公共服务的有效性，才能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此，一方面，要坚决地淡化和弱化那些不适应、不符合、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求的政府职能，逐步弱化政府对资源配置的直接干预和过度干预，使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另一方面，要坚决地健全和完善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政府职能，如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等，切实解决公共产品短缺问题，有力保障和支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改革创新政府公共服务的对策建议 在凝聚共识的基础上，应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树立科学开放的行政理念，将增强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作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职能转变的重要内容和方向，创新公共服务提供和管理方式，深入推进政府行政职能整合与功能重组，加快建设效能政府、有限政府、法治政府和服务政府。 加快建设效能政府，转变政府社会管理理念，通过由政府预算投入转为政府购买机制，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的积极性，实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多元化，提高宏观配置效率和公共服务有效性。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改革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引入竞争机制，扩大购买服务，实现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多元化；推进非基本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增强多层次供给能力，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民生建设会越来越多，如果大量采取直接提供方式，既不符合全球公共服务管理改革将政府职能重新定位为决策者和监督者的趋势，又容易导致层层设机构、扩编制，引发政府部门规模膨胀。因此，加快转变政府社会管理观念，通过制度建设和政策引导，借助市场机制提供公共产品，可有效增加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均等化。
应当认识和把握：政府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主导地位，不等同于由政府完全包办，核心在保障供给，关键在形成机制。应注重建立健全考核评价体系，通过创新机制，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积极性，善于综合运用行政手段和市场工具，不断释放行政资源配置的“制度红利”，最大限度地改善社会福利水平。应在公共服务的部分环节和领域策略性退出，进而将主要职能集中在政策制定、服务购买和独立监督上，变公共服务的预算投入为战略购买，切实提升财政资金的宏观配置效率。应高度重视财政投入效能，无论是财力雄厚的发达地区还是财力不足的欠发达地区，都不能忽视投入产出原则，不计成本的财政投入其负担最终仍要落到纳税人身上，偏离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价值导向。医保“湛江模式”能够取得成功，关键就在于政府改变了统包统揽的传统做法，重点转向以制定政策和加强监督为主，大胆引入市场机制，综合运用行政和现代金融保险工具，在财力有限、城乡居民收入不高的现实情况下，提高了医疗保障服务效率，实现了资源配置的优化，在不增加政府额外投入和居民负担的同时，成倍地放大了城乡居民医疗保障能力，实现了“政府不多花一分钱、老百姓不多出一分钱，而城乡居民医疗保障金额大幅提高、医疗保障全民覆盖”，显著增强了公共服务有效性。 加快建设有限政府，完善行政管理方式，推动政府职能部门整合，建立统一的公共服务政策平台和制度体系。随着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相对滞后，客观上需要完善行政管理方式，为提高公共服务有效性创造条件。需要强调的是，行政职能重组不应仅仅放在机构改革上，而应重在职能整合、流程简化、责任清晰和效率提升上。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提出，要“整合行政资源”，“深化政府机构改革，优化组织结构，减少行政层级，理顺职责分工”。十七大在部署行政体制改革时明确指出，要“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着力解决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问题”。 “十二五”时期，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将加快推进，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作为行政资源配置的主体，应按照建设有限政府要求，规范权力运行，防止一些职能部门借机提出增设机构、增配人员要求，造成机构膨胀、行政管理成本过高的现象发生。因此，必须大力推进政府公共服务综合管理，从上到下坚定地打破一些职能部门垂直管理带来的分割状态，按照有利于推进统一管理的原则重新界定部门职责，防止出现职能部门分工过细导致的资源配置交叉重叠等问题，努力提高行政资源配置效能，降低行政成本。进一步强化国家相关部门职能整合，建立统一政策平台和制度体系，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减少地方政府职能部门推动综合改革和整合公共服务资源的制约和阻力，提升公共服务效率。 加快建设服务政府，实现政府职能的收放结合，并将政府职能向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领域集中，使公共服务职能成为政府的核心职能。在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中，政府职能转变关键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转变职能不是一味地削弱政府权力，建立弱政府和无为政府，而是积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实现政府职能的收放结合，有所为有所不为。政府应与时俱进，加快重塑自身职能定位与目标，在生产领域和经济建设领域，逐步消除日益膨胀的直接配置资源的权力，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突出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把政府的管理职能、管理资源更多地运用在社会公共服务上，建设服务政府。这也是实现发展方式转变、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和重要内容。 为此，应建立完善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评价体系，树立正确的评价标准，防止因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认识局限而忽视基层实践创新价值的问题。对基层改革创新的评价标准应该是老百姓是否认可和得到实惠，是否能有更高的投入产出比，是否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而不能以某些职能部门局部利益至上的传统思维和理念来加以评判。如在湛江模式中，湛江市采取政府主导制定规则，引进专业健康保险机构参与的方式，弥补了社保、卫生等部门人手不够、投入有限、管理服务不专业等不足，湛江市政府经办具体行政事务的手虽然伸的短了，但是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能却显著加强了。同时，引进专业健康保险机构参与后，政府社保部门从大量琐碎的具体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将精力集中在监管指导方面，加上保险公司控制保费支出的内生机制作用，减少了医保基金的跑、冒、滴、漏，保证了医保基金的安全有效运转。根据湛江市政府测算，如果由政府完全直接承担城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社保部门至少需要增加700多人来从事这项工作，仅一项人力资源成本，每年至少节约1500万财政资金。借助商业保险机构开发的热线咨询系统和医疗保险信息系统，又减少了湛江政府相关投入800多万元。 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以制度建设为先导，建立完善行政职能的法律赋权和法律监督制度，提升政府公共服务透明度。建立法治政府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明确权力授予、权力行使与权力监督机制，即通过改革创新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依法行政、授权与监督的相关制度体系。就此，邓小平同志很早就有过相关论述，“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因此，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有法律制度上的保障，确保权力正确行使的有效途径。正如十七大及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的，要通过“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为人民谋利益”，“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保证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温家宝同志在 2010年3月全国人大十一届三次会议上也明确要求“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从现有的制度层面来看，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在开展公共管理、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还习惯于采取集决策、执行、监督于自身的模式。这种模式最大的弊端就是管理行为缺乏透明度和公开性，容易出现“设租寻租、暗箱操作”等现象，引发群众不满。为此，公共管理服务必须实现由传统封闭模式向现代开放模式的转型，建立科学、规范、阳光的体制和运行机制，实现公共服务决策、运行、监督的相互分离，这不但有利于从源头上克服弄虚作假和以权谋私等弊端，更有利于提升民众满意度，改善政府形象。以“湛江模式”为例，湛江市通过建立规范、阳光、透明的诊疗、用药、结算运行管控系统，强化了过程监督和控制，不但骗套基金、人情赔付等现象大大减少，而且从源头上解决了过去政府想管但却管控不到位、医疗诊治有规则但医疗成本难以控制、老百姓事后报销层层审批（拖延时间长）等问题，有力地提升了政府的公信力。
以“政府绩效与公众信任”为主题撰写一篇小论文5
运用新公共服务理论-以“政府的职能”为主题-撰写一篇小论文(1000字)
运用新公共服务理论，以“政府的职能”为主题，撰写一篇小论文。
说明：学习完教材第19章至结语之后完成本次任务。形式：小论文。要求：1．自拟题目。2．综合选取多种行政学的前沿理论和最新成果。3．能够理论联系实际进行分析与论证。4．不得抄袭，如需引用或借鉴他人成果，请用尾注标明。5．字数不得少于1200字。
浅谈公共服务与政府职能转变
摘要：我国现在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职能必须要与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相适应。我们之所以反复强调要转变政府职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关键词：公共服务；政府职能转变
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指出，要“以职能转变为核心，继续简政放权、推进机构改革、完善制度机制、提高行政效能”，“要深刻认识深化行政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此，在推动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应注重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谐社会的高度，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公共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切实提高公共服务的有效性，把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要求落到实处。
一、充分认识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性
完善的公共服务既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政府的核心职能之一；经济社会越发展，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性就越突出。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国泰民安、社会和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公共服务的有效性。
公共服务与人民群众当前和未来利益密切相关。对公共服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这意味着，兼顾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和未来发展需要，是共产党在革命斗争和经济社会建设中肩负的天然职责。在取得执政地位后的经济社会建设时期，不断加强与改善公共服务是执政党及其领导的政府的重要职责，是把人民群众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结合的持续过程，是实现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着力点。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并没有忽视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科技等公共服务建设，特别是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保证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和良好的社会秩序”，“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深化企业和事业单位改革，保持社会稳定，顺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大意义”，首次在党的重要文件中明确提出加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及其重要作用。进入新世纪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党中央对加强和改善公共服务职能作了更为明确和深刻的阐述，对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认识和相应改革部署逐步走向系统化。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加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改善生活环境”。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细化了对政府公共服务的要求，提出，“各级政府要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建立健全与城镇化健康发展相适应的财税、征地、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等制度”。
2014年，我国人均GDP为6747美元，位列全球第84位，已经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各项经济社会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全球经验显示，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进入这一阶段后都陷入了长期经济停滞和社会动荡。今后，我国也将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艰巨任务，客观上亟需政府以高效的公共服务供给，有效调节更趋复杂和多样化的社会利益关系，为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从理论和实践经历看，完善高效的公共服务既是社会成功转型的重要标志，又是深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和公共服务体系创新的重要着力点。
二、反思政府公共服务不足的政府根源
近年来，我国在增强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改革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特别是一些基层政府通过制度创新推动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公共服务和行政效能，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是必须看到，与人民群众的需求，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相比，政府公共服务有效性仍存在明显的不适应。我国公共服务效率和效能的失缺，凸显了政府职能转变的滞后，需要在进一步深化改革中重点解决。
政府职能的缺位，导致了公共服务“度”的失衡。公共服务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具有普惠性和正外部性等基本属性，不能任意或过度市场化。因此，需要各级政府通过加强公共服务供应，减弱外部效应导致的公共服务短缺问题。然而，在现实工作中，一些地方和部门抱着“甩包袱”的心态，试图通过全面市场化来解决公共服务问题，结果反而进一步恶化了公共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加剧了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养老难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政府职能的交叉，导致公共服务的资源重置。不同部门的职能重叠、交叉，在当前一些层级的政府运行中问题突出。这在表面上看是“各抓共管”，实际上却经常在工作中各自为政，缺乏协调，容易导致公共服务效率的低下及公共服务资源的重置，造成有限资源的不必要浪费。一方面，政府职能划分界定不清晰，互相交叉或重叠，既可能导致对群众急需的公共服务相互推诿责任而无人提供，也可能导致不同层级政府、不同部门重复提供同一项公共服务。以“新农合”和城市医保管理体制为例，目前大多由卫生部门和劳动保障部门分别管理，实行两套经办机构、两套人马、两套信息管理系统，是公共资源重置的典型表现。另一方面，由于部门间人为分割公共服务对象，“作坊式”的操作导致统筹范围偏小、服务层级偏低，可能影响某些公共服务的可持续性。在这方面，1991年启动的“老农保”最终无疾而终就是前车之鉴。
政府职能的膨胀，导致公共服务效率低下。当前我国存在的公共服务短缺、效率低下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一些地方和部门仍然坚持“全能政府”的思维定式，忽视投入产出效益原则，固守计划经济大包大揽的管理服务模式，未能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提供的积极性有关。如，在“湛江模式”调研中，省政府有关部门虽然总体上认可湛江市的创新型做法。
缺乏有效监督的政府职能，导致公共服务不规范。目前，公共服务提供存在不同程度的管办不分、自管自监的问题，政府职能部门既进行社会管理，又直接经办社会事业。由于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约束和制衡，在自利性驱动下，容易导致公共服务提供机构的利益集团化、刚性化，偏离执政为民的宗旨。如教育乱收费、药品高额回扣等问题在中央三令五申下仍屡禁不止，很大程度上就是有关部门“管、办、监”一体化、部门利益羁绊导致监管不力的结果。
反思这些现象和问题，固然有经济欠发达、市场发育不够、法律不健全等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体制因素，集中反映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的弊端，凸显了改革进入新的阶段后，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提升公共服务效率和效能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三、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深刻思考
当前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是：正是由于一些行政部门在职能转变和理念上存在认识差异，政府职能转变相对滞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有效性未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求同步提升。因此，亟需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谐社会的高度，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凝聚共识，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增强公共服务有效性。
加快职能转变，增强政府自我变革的意识和责任，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关键切入点和增强公共服务有效性的制度保障。在当前社会矛盾日益趋向复杂，要在维护社会稳定和长远利益大局下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能否树立自上而下的自我变革意识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进程、方向和成效。因此，必须顺应社会各方面的期盼和要求，加强政府自我变革的意识，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创造制度保障。从根本上讲，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就是要建立政府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机制，实现政府对自身权力的主动约束，从而在制度上保证政府职能的转变，为切实加强公共服务创造更好的制度基础。
加快职能转变，推动公共服务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是改善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对政府转变职能、增强公共服务均提出了明确要求。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持续增强，迫切需要创新公共服务体制、增强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但受限于传统行政管理理念，长期以来我国公共服务由国家包办，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单一，公共服务供给不足、质量偏低、水平不均、效率低下，公共服务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脱节。当前，在社会关系日趋复杂、人民内部矛盾日趋多样化的现实条件下，只有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形成公共服务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的格局，才能有效化解新的社会矛盾，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才能更好地解决民生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才能逐步改善党群关系和政府形象，建设人民满意政府。
加快职能转变，推动政府部门整合自身资源和社会资源，是提高社会调控能力和公共服务有效性的一个重要手段。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更新管理理念，创新管理方式，拓宽服务领域，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
结束语：
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责任，构建公共服务体系是政府转变职能的重要方面。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通过职能转变和政策引导，注重激发社会活力，充分挖掘政府自身资源的潜能，带动社会资源共同参与，构建多层次、多样化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是政府提高公共服务有效性的重要手段。这就需要对公共服务进行归类引导，对那些市场机制不能发挥作用的公共服务领域，对确保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的内容，如失业救济、养老、基本医疗等社会保障领域，应由政府承担主导责任，但服务和管理的具体提供方式可以多样化。根据国际上的做法和经验，公共服务可以通过政策引导，采取政府购买、特许经营、委托代理、服务外包等形式，由企业、行业组织、民间组织或社会中介机构按照适度商业运营原则提供，以最大程度增加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覆盖面。
参考文献：
[1]赵晖.转变政府职能与建设服务型政府(当代中国公共管理与社区治理丛书),广东人民, 2008.
以“政府绩效与公众信任”为主题撰写一篇小论文6
我国地方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2008年底以次贷危机为爆点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形成了极大的冲击,为此中国政府重启了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出台了规模空前的政府投资和经济刺激计划。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其效果是不容怀疑的,中国经济迅速复苏,并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但是,基于财政支出的内容依旧更多的属于外延式扩张,如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环节且主要流向国有经济主导部门,而较少的涉及福利保障、消费刺激和技术进步及结构调整上,故而也有不同的声音聚焦在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与持续性上,更多的关注政府支出的增加能否有效的传导到私人投资和消费环节,从而在完成总量刺激的同时,实现增长方式的扭转和增长质量的改善。 财政政策的增长效应是如何实现与传导的,政府该如何借助于支出的规模和结构优化提高财政调节的效率并形成可持续的增长路径,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的研究早已从“政府是否该干预经济”衍生到“政府如何干预经济”,财政支出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分析也从理论争论和探讨发展到实证的检验和判别。并集中于不同体制、政策和发展条件下,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度量。将之与现阶段的中国实际相结合,则更加凸显出其价值与意义。大量逆周期财政政策的实施确实有效的刺激了经济增长,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在保证增长的同时,能否有效的传导到私人消费和投资环节?经济刺激计划能够在一个长时期内发挥作用并对中国经济的繁荣提供长久动力吗?本文正是由此出发,从增长、投资和消费三个途径对我国地方政府支出的增长效应进行再检验,并考察地方政府行为的典型特征如何反映在效应的传递上,从而对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和持续性给出经验的判定。 具体的,本文在第一、二章中对政府支出增长效应的相关研究和基础理论进行了梳理,并借助于AD-AS以及IS-LM分析框架,刻画了政府支出的变化对增长、投资、消费和就业等经济系统的各方面产生的冲击,进而形成了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此后,在此基础上,在第三章中对地方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总量效应进行了实证测度,结果证实了地方政府财政调节的主体地位,这也为本文将研究对象集中在省际政府提供了依据,但是,地方政府支出的增长效应呈现出显著的时变特征,更重要的是,政府支出不同构成对经济的作用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政府生产性支出与政府投资的增加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更为突出,在当前以区域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政府考核和绩效评价体系下,政府的投资饥渴和投资冲动、政府支出结构偏重于生产性支出和微观经济领域而忽视福利与公共品提供,就不难解释了,投资性支出的增加的确能产生更显著的增长成绩,结构矛盾正是源自于不同层级政府间激励机制的扭曲。 第四章则主要集中在政府支出与私人投资的关系研究上,脉冲响应分析的结果实际否定了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的长期有效性,虽然,在短期内,政府支出的增加确实能够促进私人投资的上升,但是,这样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发生逆转,长期内,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挤入效应。同时,中央投资的增加也无法显著的影响到私人投资的变化上。这部分的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经济刺激计划更多的属于对私人投资和民营经济的替代,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仅通过产生出直接的社会需求而促进增长,结合我国产业和部门经济的结构差异,或许,这形成了两种循环,国有经济主导的行业内部,政府支出与投资的增加形成了强烈的产业需求,并通过产业链传导,微弱的反映在传统的竞争性领域和民营经济行业中,也一定程度促进了私人投资的上升,但是,两个循环的相对独立、有限货币供给条件下稀缺性上升导致的资金成本增加,却会在更长的时期挤出私人投资,进而形成“热者更热”与“冷者愈冷”的现实。如果再考虑到地方政府的投资偏好及国有资本对传统和下游产业的介入,这种挤出将在更短时间内发生。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实际恶化了结构失衡的格局。
在将视野从投资转移到消费环节,政府支出的增加能否改善消费水平,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又能够对国内消费市场的扩大和消费驱动机制的形成提供帮助吗?我们在第五章中进行了分析。基于模型的灵活性,我们在构建区域消费的面板模型时,导入了度量政府行为特征的控制变量。并确实得到了显著的结果。政府支出相对规模的差异,即大政府与小政府模式,以及政府支出的约束强弱,显著影响着财政政策对消费的传导与效果。总体看来,大政府模式下,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更为突出,同时地方政府的生产性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挤出效应,而非生产性支出的作用则正好相反。因此非生产性支出与转移支付的增加,确实能够对消费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但是,这一切必须有赖于政府支出约束机制的建设与监督机制的完善。实证结果实际展现了这样一副情景,随着省际政府职能转变及政府边界的清晰化,政府将主要精力投向公共服务建设,一个小政府的财政模式似乎是更为高效,但如果不辅之于有效的监督与制约机制,预算外资金比重的上升,地方政府资金支配能力的自主性得到强化,政府收支体系的扭曲程度进一步加深,财政政策也许得到相反的结论：财政支出的增加反而抑制了消费的增长。 最后,在对地方政府支出的增长效应完成初步度量后,我们在第六章还从效率的角度对我国省际政府的财政调节智慧与政府支出相对效率进行了分析。结合当前地方政府行为特征和目标诉求,我们调整了衡量政府效率时往往偏重于公共服务职能与公共品提供的能力差异的研究方向,重构了政府支出的投入产出核算体系,将政府支出效率的衡量更多的集中于调控目标的实现。结果表明,我国地方政府的支出效率确实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且具有很大的改善空间。从这个角度将,将目光更多的集中在效率的改善,而非支出规模的调节上,是未来财政政策优化的重要方向。 同时,分区域的政府效率考察也揭示了我国东、中、西部政府效率差异确实存在明显的区域特征。特别的是,结果展示出中部地区存在一个持续的效率恶化过程。在此基础上,针对政府效率的变迁与影响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结论证实了“小政府更具效率”的假说,但有趣的是,在西部地区,更大规模的政府支出及政府干预的进一步增强,似乎对经济增长及政府效率提高能够产生积极影响。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政府效率的改善存在截然不同的路径。
